例如西方中世紀數學之父斐波那契，其所著之《算盤算經》，引發了西方商業運算（諸如記賬、重量計算、利息、匯率等方面的運算）與工程計算的變革，進而推動了商業貿易及“完美城市”的發展，此為後續文藝復興奠定了基石。
而在《算盤算經》中解決的兔子問題、利息問題的“斐波那契數列”（黃金分割數列），卻來自於中國漢代《九章算術》中的“衰分術”，宋代沈括的“隙積術”，楊輝的“垛積術”，元代朱世傑的《四元玉鑑》等典籍。
斐波那契在珠算和平方方面的論述，乃是對中華典籍《演算法統宗》、楊輝的《日用演算法》以及秦九韶的《數書九章》中內容的抄襲。
這些內容經翻譯並修改後，便成了斐波那契的研究成果，他也藉此成為了西方中世紀的數學大師，更成為了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腓特烈二世的座上賓。
只不過那個時候的盜取還只是個人行為，而到了近幾十年，尤其是奧斯丁傳教士門多薩，在1585年出版了《中華大帝國史》之後，歐洲列強對中華文明的竊取行為變成了有組織、有預謀、分工明確的嚴密專項計劃。
原本此項計劃是由葡萄牙王室發起，因為那時東方傳教的決定權，掌握在葡萄牙國王之手。
然葡萄牙於 1585 年被西班牙吞併後，羅馬教廷就逐步收回東方傳教士的委派權與控制權，也接管了竊取東方典籍的計劃。
可教廷在看到典籍後，發現裡面很多思想和教會宣揚的神學理念衝突，於是逐漸就懈怠了這一計劃。
而此時雄才大略的法蘭西紅衣大主教黎塞留（同時是法國首相、巴黎大學校長）發現了其中的機會，於是接管了該計劃。
他以馬林.梅森為紐帶，加大了對東方傳教士竊取行為資助的同時，還組織了大量的西方學者開始研究東方典籍，加快成果轉化。
值得一提的是，在黎塞留主導下的法蘭西是一個很精明的國家。
其一，黎塞留支援羅馬教廷，信奉天主教，鎮壓國內的新教胡格諾教派。
其二，黎塞留又擔心相鄰的西班牙與神聖羅馬帝國，如查理五世在位時那般強大，於是加入反哈布斯堡聯盟（新教聯盟）。
三十年戰爭中，丹麥和瑞典出兵對付天主教聯盟，全都是黎塞留在其中煽風點火併出資支援的的結果。
在理清這一脈絡之後，朱琳澤的內心陷入了極度複雜的情緒之中，尤其是充斥著憤怒、可悲與自責。
憤怒的是，西方列強肆意剽竊中華的文明成果，不僅毫無羞恥之心，還將各種成果據為己有，自詡為西方的獨創。
他們四處宣揚中國是一個落後的民族，鼓吹落後就要捱打的謬論。
可悲的是，上輩子的學校走廊和實驗室裡，到處懸掛著伽利略、笛卡爾、帕斯卡等人的畫像，不止一位老師曾指著畫像教導他，要努力學習，爭取日後能成為像他們一樣偉大的人。
在那個時代，英語成為了從中學到大學的必修課程，也成為了選拔人才的重要標準之一，而文言文卻只是語文課本中的寥寥數篇。
在前世，但凡讀過書的人，一提起外國科學家的名字便讚不絕口，對他們的事蹟如數家珍，可一提到楊輝、秦九韶、朱載堉等人的名字，卻大多一臉茫然。
自責的是，對中華大量的典籍不去深入研究，對各種往來的書信不去仔細品讀，卻將精力放在西方人竊取加工後的成果之上，並且還盲目推崇。
要明白，今時不同往日。
上輩子，西方列強已經憑藉著對三大洲的洗劫，他們快速完成了原始資本積累，繼而在搶奪來的科技成果上不斷吸納、借鑑、創新，從而引發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
自此歐美列強在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