邁得大一些，方法主要是依託如江川市國投一樣的平臺公司，針對下面的國有中小企業，透過破產、拍賣、租賃、承包經營和股份合作制等多種改革形式，在短時間內實現國有產權的‘民營化’。
國企改革問題的核心，一直是激勵機制的問題。‘放小’的這部分改革，可以將抵消的國有資產讓渡給能夠建立很好的激勵機制的民企去經營，從而使得國有中小企業扭虧為盈，並且解決債務問題，為平臺公司騰出工業用地，為打造土地財政奠定基礎，具有極大的經濟上的合理性。
在這一方面，可以參考江川市國投與聯盛集團達成的46家罐頭廠委託承包經營合作專案，該專案為市國投騰出28塊工業用地和老廠區，基於這些工業用地和老廠區，市國投可以透過招拍掛轉為商住用地發展商業地產和房地產行業，也可以招商引資打造重點製造業產業，還可以利用工業用地和舊廠區開發專業市場進行高效盤活，從而充盈財政，推動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服務市民，最佳化營商環境，發展產業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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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到這裡，張雲起基本上已經把他認為當前國營企業改革所面臨的問題和“江川”模式的核心要義講完了。
隨後，他筆鋒一轉，直指當前中國農業農村發展的深刻問題。
張雲起在文章指出：“農村集體土地制度改革，一直是我國改革開放的先聲和貫穿整個過程的主要內容，我國需要打破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以及趨於固化的城鄉分工格局，在70年代末期確立了家庭承包經營的農地基本經營制度，有效解放了勞動力，小農經濟迎來複蘇，然而，隨著改革開放程序的加速，大量農村青壯勞力奔向城市務工，農地細碎化的小農經濟難以為繼，城鄉要素單向流動，城鄉二元結構加劇，傳統的鄉土中國正迎來結構性困境！”
寫到這裡，張雲起從三個更深層次的角度指出，當前城鄉二元結構下的“三農”所面臨核心問題：
一是從工農關係角度來思考土地制度問題：在計劃經濟時代，農業和工業始終是處於相互補充地位，土地本身具有保生存和保建設的雙重功能，在中國的現代工業基礎體系建成之前，大量的農業人口為工業建設做出了巨大的犧牲。
二是從歷史正義的角度來說，農業是工業的“債權人”，有理由要求在初步建立起現代工業體系之後，對廣大農村進行一定的制度紅利補償，為農民提供更多的工業就業機會，為農業建設進行反向的工業資源輸送。而問題恰恰在於，市場化改革遵循的是城市偏向的資本增殖邏輯，使得大量的工業資源和生產要素向城市集聚。農村和農業失去了與國有工業資源之間的顯性或隱性的分配劃撥關係，只剩下了市場交易關係。個體經營的農民因為戶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的限制，失去了與城市市民相同的社會福利保障機會。農村發展與城市發展之間的有機聯絡被切斷，城鄉矛盾逐漸凸顯出來。
三是從歷史邏輯來說，本應儘快透過制度設計破解和扭轉計劃經濟時代遺留的城鄉二元分治格局，但是由於制度性斷裂，市場法則逐步開始對土地制度和農業生產發揮著決定性影響，自由主義的市場邏輯反而更強化了城鄉二元結構！
針對這三個問題，張雲起毫不隱晦地指出：“近年來，浩蕩的改革開放推動了社會經濟大跨步發展，但是，農民群體不應該被歷史的巨浪快速淹沒。過度的強調市場化和超強的工業實力，它的隱憂在於商品積累，如何有效破解城鄉二元結構，將決定未來三十年我國農村這個蓄水池的消費承接能力，糧食保障能力。”
張雲起寫道：“在這裡，有一條可供參考的‘云溪經驗’是，透過推動農村集體土地‘三權分置’改革，設立農村產權流轉交易平臺，推動城鄉要素雙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