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公有企業民營化是怎樣的呢？
近來，張雲起拼命回憶。
那天座談會之後，他就把自己的精力投入到了給楊家榮的關於龍景園罐頭廠產權改制盤活國有資產的報告上。
寫這個報告是不容易的，原因在於他首先要充分說明或者是證明搞產權制度改革這條路子的正當性和必要性，畢竟從80年代中國開始改革開放以來，圍繞著公有企業（主要是國有企業）改革的基本思路，一直是眾說紛紜、爭論不休。這裡邊最要命最敏感的話題，就是國有企業的改革是否必須要“動”產權。
從80年代開始，公有企業的改革是力圖避免觸及財產權的，政策制定者希望在不改變企業根本制度的前提下，聚焦於內部管理機制和激勵機制來盤活企業。風行一時的“承包制”就是這種努力的集中體現。
這種思路有問題嗎？
在2008年以前，絕對不對。那會兒大多數人都享受著產權改制將國有企業大面積市場化帶來的紅利。
在2018年以後，對錯就見仁見智了。當人口紅利消失，出口遭遇天花板，房地產搞不下去，外向型經濟遇阻的時候，人人都噴“996福報”和“人民富豪”，人人都在緬懷人民企業人民當家作主的黃金歲月。
至於在90年代初期，公有企業改革不斷試錯改進的闖關過程當中，那就更沒法判定對錯了，因為在那個時候改革方向脈絡是不清晰的，誰都不能篤定盤活企業該走產權改制這條激進的路子，還是聚焦於內部管理機制和激勵機制這個相對溫和保守的路子，但眼下雄心勃勃的楊家榮明顯傾向於前者，要大刀闊斧推進江川市公有企業民營化改革，那麼，他就要為這個方向在邏輯上立一個充分的論據。
張雲起整理了後世的經驗，給出的論據是：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中國國內市場的競爭程度不斷提高，公有企業因其產權制度上的先天缺陷而無法適應激烈的市場競爭，公有企業的預算軟約束對政府主管部門構成了日益沉重的融資負擔，財政和國有銀行無法在資金上為大批公有企業源源不斷地“輸血”，要“搞活企業”，只能指望民間資金，而要動員民間資金進入企業，不可能靠行政強制，只能靠保障民間出資主體權益的制度來吸引。於是，重組企業產權結構、匯入適應民間投資主體需要的制度安排，就成為眾多公有企業在發展甚至生存上的必然選擇。
寫到這裡，張雲起給出了核心論點：“中國公有企業的產權制度改革，是中國經濟市場化和競爭化的必然要求，是市場競爭呼喚相應企業制度形態的體現。”
張雲起知道，這個論點在這個年代會引起社會輿論的激烈反應，遭受非議，但他只能這麼寫，也必須這麼寫，哪怕是內心深處未必認同產權改制這條路子就是最優解，國家經濟該往哪個方向發展，也並不是他這麼一個屁民該指手畫腳的，他更無心透過這種方式迎合楊家榮撈取個人資本，只是作為一個人，作為中華民族的十三億分之一，除了這樣做，他還能怎樣做呢？
記得多年以前，他還在龍灣鎮上讀初中的時候，有一次，初中班主任對他說，“你的路很清晰，中考狀元高考狀元一氣呵成，進清華北大成為頂尖人才，為祖國的四化建設添磚加瓦。”
週末放假後，徒步走十多里路回到家，媽媽紅著眼睛對他說，“鎮上要繳提留，拿不出錢，把過年豬牽走了。”
這就是他曾經的生活。
也是數以億計貧苦人現在的生活！
他窮過，窮到精神解離。
那些所謂公平，少年意氣，他從沒有機會去體驗。這也養成了他性格最務實的一面，少談一些主義，多幹一點實事。
看看那些多年從事機械勞動而如今被拋棄的中年人，那些以廠為家而如今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