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康想了想，覺得這麼說的也有道理。
如果不承認異教徒的善舉與信徒的善舉相同，那麼就等於認為有不止一個善的來源，而且有不止一個主宰者存在。對於一神教信徒來說，這是更不能接受的。
所以，哪怕對方信仰其他神，乃至信奉多神教、不承認一神教的基本規則，信徒自己都得堅持這份信仰，認可對方的貢獻。否則，教義本身就出問題了。
從歷史上看，正教在這方面也確實比較寬容——甚至寬容過頭了。他們甚至把無神論者都拉來當聖人，稱讚人家的功勞……
“那如果有人不承認聖人呢？”郭康想了想，問：“不承認可以像這樣‘中轉’神恩，是不是就能不用感謝別人了？”
“那是什麼異端啊……”米哈伊爾神父驚訝地說。
“呃……”郭康想了想，覺得也確實是這樣。
他當年聽說，有些信徒不想感謝幫助自己的人，就把功勞歸於神，以此免除自己的道德負擔。針對這一類的情況，必須提前進行教育，加以防範，免得因此造成衝突，拖累之後的扶持政策。
但如今一分析，這種行為在教會看來，同樣是不道德的——真不想承認的話，有的是藉口。承認自己沒素質就行，不要把天父天兄搬出來連累人家。
郭康一時想不起，自己是從哪看到的例子，才產生這種擔憂了。
仔細想想，天方教那邊，一樣在盡力避免這種問題。
據合贊汗的傳記說，當年，波斯教士們曾經多次向他反映，希望他監督手下的將軍們。因為這些遊牧部落出身的將領，信仰非常不虔誠：他們作戰的時候，如果贏了，就會吹噓自己的勇武和謀略；而要是打輸了，就開始怪胡大沒有保佑好大家。
對此，合贊汗也沒什麼辦法。
這種好處歸自己、責任歸神的態度，容易破壞宗教的權威。屬於正經教士都想管，但總是管不住的。
真正在理論上放開這種行為的，估計是拜上帝教和天方教的“新教”運動。
以歐洲的情況為例，馬丁路德當年提出的理論，被歸納為“三個唯獨”：唯獨信心、唯獨聖經、唯獨恩典。這三條成為各類新教的起源，也是最明顯的核心特徵。
唯獨信心的意思，就是不承認羅馬公教提倡的“善功”。公教教會認為，人的信仰和人的善舉，都是成為義人，得到救贖的關鍵，而新教只承認信仰，不承認善舉的作用。
這裡的根本分歧，是對於原罪的理解。
羅馬公教認為，人是可以行善的。天父會把“義”，也就是一種神聖化、概念化的恩賜，灌注到行善者身上，讓他能夠得到救贖。如果這個人一生都堅持義舉，得到天父的欣賞，那麼就能進入天堂。是否行義，是個人的自由選擇，凡人可以自行決定是否與天父合作。
但新教對原罪更加看重，否認善行的意義，認為只有信仰是決定因素。後來加爾文對此進一步論證，總結出“人的全然敗壞”理論，也就是說邪惡是無所不在的，已經深入人的根基和本性之中，人就不可能自主地去行善。
這個理論波及的範圍，遠超宗教領域。直到幾百年後，郭康生活的時代，依然有不少人在世俗領域中，都還喜歡到處使用“人性敗壞”的說法，什麼事都能歸因於這種黑暗的“人性”。實際上這就是典型的新教理念，而且很大可能是更激進的加爾文一系的話術，被人引入進來的。
而對正教來說，這種理論就更加讓人難受了。相對於公教教會，原罪論對於正教來說，重要性更低。這種刻意的強調，從理論基礎上就難以相容。
而且，否定善行，否定人有追求善的自主意志，等於全盤否定了“教化”的可行性。如果人本身有行善的基礎，那麼教會就可以透過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