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時候政府搞產業也是門外漢，面對五花八門的產業，又如何精準判斷哪個產業值得一投？具體到企業，選擇肯定會更加困難。如果省裡面對某一個產業和某一個企業進行大手筆投資之後，卻不能透過國有資本引導社會資本和實施資本市場的有序退出，那麼國有資本就不能實現保值增值，一旦戰略性產業基金出現大面積縮水，也就不可能投向下一個產業，實現良性迴圈。”
說到這裡，江汝勤的目光望向張雲起，講道：“這也就是說，你的這個模式一旦投資失敗，就很容易走進死衚衕，對政府財政，基礎建設，民生保障、社會輿論等等的負面影響都是深遠的。我說的嚴重點，後患無窮！”
張雲起點了點頭：“老師說的對。”
他這個桃李滿天下的老師頂著一個老派經濟學家的頭銜，並不是浪得虛名，看待投融資問題確實是一針見血的。
他設想的這種投融資模式，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在於能不能夠找準產業方向，能不能發現並且尊重產業客觀發展規律，畢竟領投的是國有資本，而新興規模性產業投資本身就是燒錢如燒紙，動輒以億元為計量單位，抓瞎亂投，極有可能帶來國有資產流失！
當然，後世的這類政府投資失敗的案例不勝列舉！
這其中，最有名的大概是光伏行業。
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無論在政府、學術界還是媒體眼裡，光伏都是產業投融資政策和政府大額補貼失敗的“活靶子”。
因為在2008年金融危機和“雙反”調查中，出口需求銳減，光伏行業進入寒冬，大量政府進行產業扶持的光伏企業開始破產倒閉，包括曾經風光無限的尚德和賽維。
然而，這也是張雲起最大的優勢。
他敢向胡憲峋提出這一模式，正是在於他可以清晰的判斷出，未來新興產業發展的脈絡！他擁有超越了這個時代的前瞻眼光，他可以確保戰略產業基金扶持的產業屹立在時代的浪頭，帶領湘南地區的規模經濟不斷發展壯大，推動大規模基礎建設，充盈財政，提高社會保障和民生福祉，吸納海量的就業人口，留住那些奔赴沿海血汗工廠的湘南家鄉百姓，再透過農村產權流轉交易平臺，把城市資本和技術輸入農村地區，帶動農村發展，從而打破城鄉二元結構！
只是這些話張雲起永遠說不出口。
張雲起站了起來。
他面對胡憲峋和江汝勤帶著一絲詢問的目光，誠懇道：“老師指出來的問題，確實是客觀存在的，鞭辟入裡，我也拿不出有力的客觀事實來反駁這個問題，但是，我還是想向二老說兩句心裡想法。”
他端起酒杯，腦海裡面，卻忽然想起了以前一個人在將軍嶺山頂上讀書的時候，想起了烈日炎炎下拖著架子車爬土坡的時候。那些苦難與理想並存的記憶，好像從沒有遠去。
他一口乾了杯裡的土酒，入口格外的苦澀和刺喉，卻也讓他的腦袋更加的靈醒：“中國自1979年開啟的改革開放走到今天，已經走過了16個年頭，這16個年頭裡，我們國家都是在摸著石頭過河，已經經歷了無數的險灘、暗礁和急流，可以說，每一次改革策略的失誤和失敗，溺水的永遠都是數以億萬記的底層人民，犧牲的永遠都是數以億萬記的底層人民，苦一苦的永遠都是數以億萬記的底層人民。所以，我很清楚我張雲起在幹什麼，我張雲起也一定會堅持幹下去。”
“胡書記，老師，語言大多數時候都是蒼白的，聊到這一步，紙上談兵，描繪未來湘南地區的美好藍圖，已經沒有什麼意義了，就事論事，愛華電子和省國資總公司三方合資的事情，需要省裡面主導，二老可以好好調研一下這個在兩三年內暴漲至幾百億的新興規模產業，再做決定。但是，不管二老認不認可這個行業，不管省國資總公司合資還是不合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