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件事比較搞笑的地方在於，從後世的資料看，英格蘭人當時很可能是認真的。
一方面，當時“中吹”橫行，學者們紛紛譴責教會束縛科技進步，亞里士多德禍害歐洲上千年，認為必須學習東方先進文明才行。
那會兒的歐洲先賢們，發表的吹捧東方的話，郭康前世的人估計都受不住。哪怕放到現在，塞里斯依然處於世界巔峰、人們也確實看不起蠻夷的時刻，都會讓人覺得尷尬。
到過中國的傳教士，經常發表非常直白的稱讚。義大利傳教士馬菲就稱讚科舉制，說那裡沒有世襲貴族，讓每個人都成了自己命運的“奠基者”。
法國傳教士李明說的更直接，認為中國的年輕人因為要參加考試，而勤奮學習、增長智慧，杜絕了歐洲人那種無知和懶散的狀況。沒有了世襲制，還能讓皇帝得以撤換不勝任的官員——這正是歐洲國家一直追求，卻沒能完全實現的。
另一方面，葡萄牙傳教士曾德昭則認為，有功名計程車大夫和尚未取得學位的學子，其實都屬於貴族。不過這種貴族依靠學問而非世系，所以明顯更先進。
歐洲本地的學者們得到了傳教士帶來的資訊，也紛紛投入研究，一時蔚然成風。
魁奈十分推崇孔子，直言：“一部《論語》即可以打倒希臘七賢。”他認為想要讓國家繁榮持久，就應該效仿中國，因為它是依照自然法則進行治理的最佳榜樣。據此，魁奈寫成了一系列專著，提出了“重農主義”概念，甚至專門把出版地點標為“bj”，以此強調重要性。
重農學派不僅是民間思潮，也對整個法國的政策產生了很大影響。魁奈因此被法國人敬稱為“歐洲的孔子”。
魁奈之後，重農學派的又一個代表人物杜爾哥，乾脆公開聲稱，中國的農業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國家的農業都發達，不是因為他們技術先進，而是因為他們的制度優越：中國人團結一心，傳承著祖上一代代保留下的充滿理性的制度；而歐洲人的法律裡，卻全是欺詐和詭計。可見，歐洲農業不行，都是體制問題，就不是簡單的技術革新能解決的。
而且，由於歐洲人普遍沒有見過這種採用科舉制、官僚制的文官政府，因此對其毫不吝惜溢美之詞。
伏爾泰發現，官府衙門能做到一級從屬一級，管理一切，而且官員必須經過好幾次嚴格的考試才被錄用。對此，他稱讚不已。
他還宣稱，中國皇帝一方面是專制的，另一方面又受到哲學家型官員的限制和指導，這些官員“為民父母”，提倡“以民為本”，代表人民的呼聲，堪稱最好的政府結構。
另一位學者基爾謝乾脆認定，中國就是一個柏拉圖式的理想國。因為它由學者統治，符合神聖哲學家的意願，因此一定是個快樂的王國。
盧梭也稱讚中國的種種政策和法律。他發現，在中國，連米價的過度昂貴，都會影響行省總督的政治前途；而一旦發生民變，當地官員必然會倒臺。皇帝經常在官民衝突中支援人民，為此不惜處決激起暴亂的官吏。
盧梭認為，這表明中國民眾和皇帝的素質都相當高。公眾從不無故滋事，而且相信皇帝能公正判決；皇帝也相信民眾總是出於公心，每次都能發現民變背後的冤情。這顯然是非常公正的制度。
對此，狄德羅也表示認同，並他的《百科全書》中稱讚中國的政治思想制度，和儒家的道德哲學。他表示，人們一致認為，中國人歷史悠久，精神高尚，藝術精湛，才智出眾，政治清明，還具有哲學素養。因此，中華民族優於亞洲其他民族，甚至可以和歐洲文明最發達的國家相媲美。
而其他一些人，則認為他這說的太自傲了。同為百科全書派的霍爾巴赫在《社會體系》中，認為中國是唯一一個能把政治的根本法與道德相結合的國家。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