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這個話題，郭康其實也沒什麼辦法。
或者說，到了這個地步，理論本身已經不單單是語言學理論上的爭議，而是已經和其他方面的問題掛鉤了——比如對文明的理解，還有紫帳汗國的文化政策，以及修會一直以來的思路。
郭康對此，也一直不太想管。這種事，其實沒有標準答案，他自己都經常不知道，未來的經驗是否是正確的。
而且，這東西有個“自我證明”的問題：比如，要是剛建帳的時候，宣佈各地的語言都是羅馬方言，大家很容易就能找到各種不同之處，駁倒這個理論。
但是，紫帳汗國幾十年來，一直按照當年這個理論，進行啟蒙教育，結果現在看，至少在廣義上的羅馬尼亞地區，各種語言確實都可以算是方言了。
因為語言的變化是很快的。如果人為確定了一種語言，再去找區別，乃至故意製造區別，那就很容易分開；相反，一些相鄰的地區，雖然說的話有些差別，但並沒有到完全聽不懂的地步。稍微規範一下，讓大家改幾個常用詞和發音，就能大幅縮小差距了。
所以，這種事情，郭康覺得就是個政治問題。尤其是漢語在紫帳汗國的地位，到底是不是類似西邊的拉丁文那種“公文語言”，也就是個定義問題。
而且，紫帳汗國目前這種，都已經算是比較“嚴肅”的討論了。要知道，有些情況下，事情的發展甚至能歸結於更加無厘頭的因素。
在郭康那個時代，漢語就經歷過“文白分離”。但這個過程並不像字面上這麼簡單，而是充滿了各種有意無意地曲解，想當然的腦補，和生拉硬扯的暴力論證。
最早正式提出這個概念的，是民國年間著名的大師級人物——胡適。他的理論來源很簡單直白：歐洲人用各地的口語書寫，取代了拉丁語這種死語言，所以中國也應該用口語化的“活文字”，也就是白話文，取代已經是“死語言”的文言文。
很容易就能看出來，這套理論裡，文言和拉丁語是對應的角色。
但是，歐洲的傳教士們，卻早就有不同的意見。在他們看來，作為整體的漢字，才是和拉丁語對應的。他們認為，在東亞，漢字實際上是一種等同拉丁語的“國際語言”，不管文言還是白話，都是如此。很多其他國家的人，就算不會說，也能寫漢字，乃至直接藉助漢字相互交流。這就是個很明顯的例子了。
所以，在歐洲學者看來，文言和白話，都屬於“通用語”範疇，是一種“神聖的無聲語言”，維繫著龐大的帝國。各地的方言，才對應歐洲的地方口語。
同樣，在民國文人的話術裡，白話文雖然被稱為下層的、非正式的語言，但它的歷史並不短暫，文化積澱也非常豐厚。胡適後來自己都承認，他們對於白話文的作用，遠不如但丁、薄伽丘之於義大利語，或者莎士比亞之於英語，談不上後面幾位這樣，開宗立派的地位。
從這個角度看，新文化運動的結果，也和歐洲的文化運動截然不同。
這其實才是給郭康最大啟發的地方：現在漢語固然和軍事息息相關，但哪怕去軍事化、通俗化，這種白話式的羅馬漢字型系，同樣是可以延續下來的。
當然，在整個新文化運動過程中，其實也出現過類似歐洲的嘗試。一些文人試圖用漢字作為表音符號，書寫方言。比如徐志摩，就寫過以漢字記錄的吳語詩。
這種用法，大概就和古埃及人有段時間的行為差不多，都是拿文字當表音符號用，所以其實也不是不行。不過這方面的嘗試，即使在當時也並不多。儘管得到胡適的大力支援，但在後世也不太出名。
至於胡適自己為什麼不去研究這種真正的“地方性書寫”，也沒有注意到其與白話文的矛盾之處，結果可能很簡單——他不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