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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正宗的羅馬老貴族，郭康要做的，當然是堅決和這種行為對抗，扞衛父權制度。
這對於羅馬來說，也是沒法避免的。
做個對比，就能看出來其中的原因。
在中原，社會制度的建立，是基於一些基本原則，或者說基本共識，然後組織起來的。這種型別的社會秩序源自周公的時代，被後世稱為“禮制”。
到漢朝，禮制的核心，被儒生們總結為“三綱”、“五倫”等概念。三綱，就是君臣、父子、夫妻三種關係；五倫，就是在此基礎上，增加兄弟和朋友。儒家認為，這是最基本的人際關係，雙方彼此之間，相互承擔責任，再以此為基礎，構造出複雜的社會關係網路。
如果這種雙向責任不復存在，那穩定的人際關係也就不復存在了——就像歷代國君都盡力強調臣子責任，但大家其實還是非常看重君主責任一樣。如果君主真的履行不了職責，那無論怎麼說教，也肯定會被人拋棄的。
對於具體的條目，和責任的內容，不同學說之間會有爭執，這是很正常的現象。比如，墨子就認為，孔子的那套禮制，過於抬高婦人。
在《非儒》篇裡，墨子就指責儒家的迎親禮儀按儒家編訂的制度，娶妻要丈夫親身迎接，穿著黑色下襬的衣裳，像個僕役一樣為她駕車；手裡拿著韁繩，把引繩遞給新婦，就好像敬奉父母一樣；婚禮儀式威嚴隆重，宛如承辦祭祀的大禮。這顯然是顛倒了上下關係，悖逆了對父母的禮節，違背了孝順的要求。
早期儒家把夫妻關係作為“六德”之首，按照後世發現的戰國簡牘，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實際上應該是“夫夫、婦婦、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不知道誰把順序換了，還刪了倆……
當然，這種理論一直受到內外的不斷質疑。墨子認為儒家在夫妻禮儀上嚴重過度，也不是憑空指責，後世儒家自己開始調整了。
但無論具體內容怎麼改變，重要性如何調整，這種秩序本身是必須存在的。因為社會關係的維持，就是依靠相互之間的責任。責任不存在了，關係本身就瓦解了。
在郭康那個時代，人們實際上搞不清，到底應該維持夫婦與家庭關係，還是應該把它拆解掉。這種思路混亂的結果，就是既想要家庭的好處，又想拆解家庭來顯得自己更進步。
最後的結果，就是轉而主張用簡單的財產關係，替代之前複雜的權責機制，來衡量和維持家庭。
但問題是，財產關係太弱了，其實沒法維持家庭的存在。或者說，家庭這種組織，就不是投資的好選擇真想要進行投資，大家組織個正經的商業企業不好麼。
自己結婚的效率，肯定不如買個配偶；買的效率，又肯定不如租一個。所以為了財產的效率最大化，應該透過短期租賃的方式，來產生後代、以及滿足各種相關需求。這和家庭本身，不就矛盾了麼。
那家庭的意義是什麼呢？
直接對比羅馬的情況，郭康漸漸發現，這東西其實是動員男性的。
與國家的合法性一樣，任何一個組織，都得面對如何說服別人出力的問題。女人可以確定子嗣是否是自己的，但男人沒法直接確定。所以，穩定的配偶和可確認的子嗣，能夠說服男人為了“未來”而努力。
這種關係瓦解之後，就會面臨一個問題用自己的產出去供養婦人和子嗣，還不如都自己享受。人反正都是要死的，如果不是為了後代，那為什麼不隨心所欲，自己爽完拉倒呢？
在郭康那個時代，家庭的瓦解和鼓吹個人享樂至上，放棄家庭責任，乃至放棄對於族群、國家、歷史的責任，也確實是同步出現的。
這種情況，其實沒法用“好”、“壞”來評價。哲學家或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