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思路，是承認自己是夷狄，但表明夷狄也是人，不應該被區別對待，也就是剝離了夷狄的貶義意向。而要求別人不貶低夷狄，當然自己也得這麼做，因此雍正還專門說，今後大家可以隨便用夷狄這個詞，不用忌諱。
問題是，清朝宮廷確實一直都非常忌諱這些稱呼。人家說個相關的字，他們都受不了。這樣一來，無異於自己都在承認夷狄是罵人的。
同樣，時人都認為，清朝得天下的過程非常殘暴，和德行沒什麼關係，反而屬於禽獸行為。雍正試圖進行辯解，但他也無法解釋清朝當年的各種行徑。不僅如此，雍正本人還特別熱衷於跟人辯經對線，洗不白也不放棄，天天和人大聲討論自己祖上是不是禽獸……
這麼折騰一通下來，還不如不去說呢。
而且，相對而言，這些已經不是根本性的問題了：雖然不好解釋，但本質上是具體行為導致的過錯。在這之外，這個理論，還有個基礎上的漏洞。
清朝首先是個世襲的王朝，而在東方，所有王朝都得面臨一個問題：要同時證明，自己起家建立新朝是合理的；別人現在再起家建立新朝，又是不合理的。這實際上是個自相矛盾的問題，連漢朝當初都無法很好解釋。
明朝的解釋法，是借用了“驅逐韃虜”作為理由，這個大義名分，朱元璋當時有，但反對明朝的人卻不一定有。因此，巧妙地用這個差別，回答了自相矛盾的合法性問題。
這也是為什麼，朱元璋有沒有接受元朝詔安，都顯得那麼重要。正常來說，這應該不算個大問題，但在這種合法性論述下，就很要緊了。
而清朝不但沒有這種可利用的條件，還反過來，自己就是作為蠻夷被人抨擊的。它必須更加認真地論述自己當初不是作為逆臣賊子在造反，否則大家更要有學有樣了。
因此，歷代王朝，幾乎都要貶低同時代其他造反的人，這也是合法性論述的一部分。雖然顯得翻臉不認人，但為了迎合傳統，拉攏士大夫的支援，不這樣也不行。
比如明朝，就在官修的《元史》裡指責紅巾軍是“賊”。而且，由於編纂過於倉促，沒有仔細審查，有時候會把朱元璋所在的紅巾軍也一起叫賊了……
也有人認為，這是當時的文人對朱元璋不滿所致。即使再怎麼表態，大家還是覺得他就是賊。至於到底是故意的還是不小心的，就無從考證了。
僅有的例外，大概就是漢朝。按照劉邦的命令，西漢官方一直承認並且祭祀陳勝。因為漢朝得到天下，在當時人看來，實際上是“爭霸戰爭”，和秦滅六國是一回事。劉邦稱帝，理論上也是來自諸侯的推舉。
而統一戰爭也確實沒有結束，一直到漢景帝時期，才算告一段落。漫長的戰爭和雄厚的實力，讓漢朝獲得了充足的合法性。作為真正意義上統一天下的王朝，它不需要在乎這些問題。漢朝的儒生，甚至經常討論革命易代的問題，以至於成為顯學。後世的王朝，普遍是沒有這種底氣的。
清朝如何解決這種問題？從結果看，是沒法解決。
從漢朝開始，歷代王朝的合法性屬於一茬不如一茬。到宋朝，其實已經基本沒了。
元朝本質上屬於另起爐灶，放棄了自西周以來的諸侯國名稱，和對應的起於一地、統一諸夏的法統，把“俺最大，俺最合法”當做了法理論述。而明朝則用了驅逐蒙古人的理由，又成功延續了一次。等到清朝接手的時候，能找的理由已經基本上用完了。
清朝按照慣例，指責李自成等人為“賊”，但和其他朝代不同，它無法藉此宣告自己和其他“賊寇”的區別，強調自己的合法性。
雍正的思路，如果真的能夠執行，確實有利於彌合滿漢矛盾，但同時，它不但無助於王朝合法性的確立，甚至還是自己刨自己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