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有缺陷，實際表現比理論設計差了很多，更何況那些連理論都沒有的地方。
比如曆法，制定好之後，皇帝一般會下令天下頒行。但這年頭沒有廣播也沒有網路，到底怎麼頒行，讓大家都知道，就是個最基本的問題。
當年朱元璋稱吳王的時候，劉伯溫等人就進獻——或者說抄了份《授時歷》給他，這就是最早的《大統歷》。一開始，朱元璋命人進行印刷，只收工本費，出售給百姓。後來北伐的時候，朱元璋覺得哪怕這樣都太貴了，索性宣佈不要錢了，直接白送。
就這樣，《大統歷》隨著北伐軍隊，迅速深入民間。雖然和元朝的歷法其實就是一個東西，但元朝的歷法發不下來，他這個卻能發下來，結果是新曆法立刻受到了北方平民和基層文人的歡迎，在和曆法相關的“正朔”問題上，直接搶佔了優勢。這個合法性爭奪的背後，其實就是元明兩個政權，執行能力的區別。
甚至在外交上也是如此。周圍的小國，是沒有能力制定曆法的，結果是各個有農業的國家，也必須從中央王朝獲取曆書，這種“頒歷”和“受歷”，也成了正統性和外交關係的標誌。給藩屬國頒佈曆書，也是朝廷的重要的重要工作，像明朝的福建布政司，每年都要印刷一批新日曆，給琉球送過去。要不然人家就沒得用。
而一旦中原這邊不更新了，大家也都一起遭殃。當初唐穆宗的時候，頒佈了一部《宣明歷》。再之後，唐朝陷入日益嚴重的混亂，無力再推行新的歷法，之後的各個割據政權，也沒有足夠的實力和影響力再頒佈一部通行各國的歷法。結果，宣明歷就在朝鮮半島用了將近五百年，在日本用了八百多年，哪怕積累出很大誤差也沒辦法……
當然，在紫帳汗國這邊，情況就更離譜，曆法的推行甚至伴隨著語言的推行。
由於長期的儒家教育，塞里斯民間有大量基層知識分子，哪怕在元朝，都有大量的社學存在。但在這邊，那是真的沒有。
郭康估計，當年紫帳汗國能十分堅定地執行驅逐本地貴族，分田給普通村民的政策，也有這個原因。要是在中原，像這樣做反而很難，因為總得招攬一些當地豪右，幫忙進行管理，否則，建立政權的成本就太高了，而且在建立的過程中，也容易被這些在各方面有勢力的人集體反對，因此走向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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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東歐這邊，地方貴族基本上都是文盲，連紫帳汗國對於基層管理者的各項基本要求，都履行不了。而且，當地長期混戰，領主彼此拉幫結派，如同一盤散沙，也沒有多大勢力。這樣的豪強貴族，可謂百無一用，連詔安的必要都沒有了。只能全靠自己，新建一個能進行有效管理的行政系統——因為之前，這邊根本就不存在這種東西。
這地方，各種語言又很多，當地人互相也經常不能聽懂。紫帳汗國的文化水平，其實也就那樣，讓他們整理各地那些千奇百怪的方言，然後寫下來，他們也沒這個本事。所以，如何寫下來，讓當地人看懂，汗廷是一點辦法都沒有。
最後，他們乾脆換個思路：漢字寫的歷法，我直接放這兒不改了，然後給所有人教漢字，誰學得好，誰先用得了……
從實際情況看，紫帳汗國根本沒有精力，去有意識地禁絕某種語言、但隨著地區的統一，很多鄉間的語言還是日益被同化，越來越像那些較大的分支。而大語言，也混入了大量漢語詞彙，直接使用漢語的人也越來越多。
因為完全不會漢語的人，等於沒法接觸這些更完善的知識、聽不懂農官的講解，也看不懂相關的書籍和公告。哪怕不考慮軍中前途，他們自然也就在競爭中處於劣勢。
像他們現在這個村子，連原來的保加利亞語名字，都被遺忘了。因為村子正式形成，其實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