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整個文明中絕大部分人來說，他們希望掌權者能儘量履行職責，不行的話換一個人，反而更好。
但對於掌權者本人來說，他們非常不希望換人，甚至希望自己的家族能夠千秋萬代地統治，哪怕幹得再差，最好也別換下來。
這兩種願望必然會發生衝突。而世襲君主制度，與其說是來自權力的集中，不如說是不同階層相互妥協的結果。
過度的軍事化水平，和高出歷史常態的組織能力，使得中原政權常年處於超負荷執行狀態。直白地說，就是這種大一統王朝，本來就不該在這個生產力和技術條件下出現，屬於整個社會強行“超頻”，硬給逼出來的。
這種形式的組織，對於決策效率有著非常高的要求，所以大家其實沒什麼辦法，只能這麼來。
這個環境下，對於權力來源最好的解釋，就如上文所說，是直接告訴大家“我是來帶領你們更好地應對災難，戰勝敵人，讓大家都過上好日子的。”實際上，皇帝們對此也心知肚明，只要有機會，就要鼓吹自己治下太平安寧，河清海晏。因為這就是最好的說服證據。
只要能正面回答這個問題，給大家一個差不多的答案，普通民眾往往也不會過於糾結。這種情況下，像雍正這樣的統治者，也可以配合“地域論”，說服大家接受他的管理。
但主要問題在於，他不能只考慮自己，還得考慮整個家族。也就是說，要說服大家，哪怕自己的後代不行，大家也得讓他掌握最高權力。
而且，這個要求是王朝權力的核心。作為皇帝，必須去滿足這個條件，哪怕自己沒有這個私心，不在意是不是親兒子即位，都不行。
這個原因，從明末就可以看出端倪。
當初，崇禎皇帝上吊自殺的訊息傳到江南，當地立刻爆發了奴僕的暴動。士紳們的家奴紛紛造反，拷打甚至殺死主人。因為在他們看來，皇帝的死亡和王朝的結束，也意味著以往秩序的整體崩塌——今後沒有君臣，自然也就沒有主僕了。
這個原理，其實和殘唐五代的情況差不多。秩序的存在，是自上而下一個整體的網路。皇帝的軍事獨裁權被破壞，節度使的軍事獨裁權就也破壞了；同理，皇帝的人身控制權被破壞，士紳的人身控制權就也被破壞了。
這件事的結果，是江南士紳大為震動，紛紛行動起來，邀請清軍趕緊南下，平定局勢。顯然，在這種情況面前，華夷之辨又成了可有可無的規矩了。
所以，皇帝維持世襲制，其實不止是為了他自己，也是為了皇族，更是為了天下所有士大夫、鄉紳。
哪怕皇帝不讓自己的兒子即位，選一個養子當繼承人，都不是不行——這事還不止一次發生過。但只要想當個“正統”王朝，就得走這條路。因為對士紳們來說，必須有一個坐在皇位上、維持這種秩序的人，如果皇帝敢碰這個紅線，那他也就會被拋棄了。
所以，就算有些朝代，確實是因為前朝過於暴虐，起兵推翻前朝，才得以上位的，但他們也沒法把這種理由當做合法性的主要部分。哪怕是漢朝這種，堪稱合法性最高的大一統帝國，也得找一堆讖緯之類，來進行修飾，避免“馬肝之論”式的尷尬局面。
而明末，傳統大一統帝國的合法性敘事，其實已經到了強弩之末。這一點，在清朝入關之前，從李自成等人那邊，就能夠發現了
李自成不僅自己沒能轉型，連部下里都沒有出現朱元璋、劉秀這樣的人，甚至沒法“為王前驅”。其中一個原因，可能就是因為這時，傳統思路已經快到頭了。
同樣是底層出身，李自成卻沒有像朱元璋那樣，與農民軍切割；也沒有做懷念前朝、聲稱自己不是故意造反等一系列的表態，而是打出“剿兵安民”之類的旗號。在這一點上，比朱元璋當年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