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康一開始覺得，這種想法有些太誇張了。但觀察的多了，他才發現，很多人是真的這麼想。
紫帳汗國能夠重建秩序，本來就是非常意外的情況了。很多希臘人認為，這些外族人像十字軍一樣毀滅羅馬，才是正常的情況。如今的表現，只能說是天父賜予的奇蹟。既然如此，就更要好好把握。
像帕特里克修士這樣的人，反而是最關心羅馬、出謀劃策最積極的人。
紫帳汗國不可能去禁止他們的研究。因為希臘文化也是羅馬的重要部分，而紫帳汗國是不可能打擊和消滅這種文化的——別的不說，你打擊之後用什麼補充？
建設比破壞要難多了。正如發起戰爭之前，就應該想好如何結束戰爭一樣，在試圖破壞一個文化之前，最好也想想怎麼建立新的文化。塞里斯歷史上，並不缺少這樣的反面例子。和新教化導致的破壞一樣，很容易導致秩序崩壞。
在簡單化的思維中，思想文化方面，也只有“治——亂”兩極，好像只要有統一的思想意識，就會走向僵化；必須四分五裂，才能百家爭鳴。然而，春秋戰國時，反而是思想上的共同意識強化的時候。
“禮崩樂壞”導致原本的封建秩序開始失控，但各個諸侯國裡，對於諸夏文化的認同卻一直都在。
百家用的都是同一套教材，學習的都是來源於周朝太史的學說，連基本的堯舜聖王觀點都是差不多的。早在春秋時，管子和孔子就都在論述，應該“車同軌、書同文”。對於這些關鍵的共同意識，他們是十分清楚的。
而在統一之後，思想領域的爭論也沒有消失。漢武帝那個“獨尊儒術”根本就不是政策，只是董仲舒在元光元年，也就是公元前134年提出的建議而已。
為什麼強調這一年呢？因為前一年，竇太后才去世。竇太后還活著的時候，儒家已經試過一次了，結果支援儒家的三公被竇太后幹掉了兩個。大家實在沒辦法，只能等到老太太去世之後再說……
而之後又發生了什麼呢？當年，董仲舒就被漢武帝踢出長安，去給以粗暴蠻勇著稱的哥哥江都王劉非當國相了。好在董仲舒名聲比較好，劉非沒有為難他，才在這個高危崗位上活了下來。
一直到東漢末年，朝野流行的各種家學之中，可以歸入儒家的都沒有過半。比如諸葛亮，雖然後來被人們稱為儒將，但他的家學是申韓之學。所以，諸葛亮很長時間只入武廟，而稍晚的杜預，則文武兩廟都入了。因為諸葛亮確實沒有多少儒家經學上的貢獻——他就不是學這個的……
身處竹簡時代，還沿襲著戰**事遺風的漢朝，都只管到這個程度，後世的朝廷就更加管不住了。哪怕唐宋之後，民間的學說也往往就是換了個儒家皮，各種“儒家”之間的差別，能比當年儒道的差距還大，讓他獨尊儒術，他都不知道尊哪個儒。
而隨著書寫介質的提升，朝廷對思想的管理能力是不斷下降的。另一方面，縱觀塞里斯歷史，越是後來的朝代，其實越是“寬仁”，哪怕那些出了名的殘暴時代，其實也是和近期對比，或者是離得近、資料多，才出名的。
西漢時，朝廷每年能處決總人口的將近千分之一，這才叫嚴刑峻法；而曹丕上臺時，為了壓制民間反抗，官府每年要處理上萬件因言獲罪的案例，乾隆見了都得給他磕兩個頭。
很顯然，兩千年曆史根本不是王朝的簡單重複，反而有著十分明顯的變化和進步。在整體環境的變化面前，哪怕清朝這樣的政權，也必須收斂自己的行為，才能維持統治。這些朝廷，也是沒有能力去管控思想，只能嚇唬下大家，讓人們不再公開討論而已。
所以，思想是否開明，是否統一，朝廷本身的影響也不是很大。大部分時間，朝廷是沒有動力也沒有能力去做的——資訊時代的國家都管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