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種情況下，復仇之說就陷入了尷尬的境地。
作為一個理論，適用性越廣，越簡單，就越容易進行宣傳。而如果加了一大堆“例外”乃至“例外的例外”，就肯定會影響說服力。
遇到確實沒法明說的話題，可以“馬肝之論”掩飾過去。但什麼都馬肝，顯然也不是個辦法。
說到底，大儒們就是不敢和希臘人那樣，直接說“對親母也應該同態復仇”。所以只能遮遮掩掩，造成這麼個漏洞。
郭康覺得，這就是之前所說的，多個“綱常”的副作用了。
那些希臘學者說的其實沒錯。和只有一個“父權”的希臘羅馬文化不同，塞里斯那邊，有複數個基本規則同時存在。好處是，那邊的社會構造可以更復雜，更完善。壞處是，需要顧忌的地方也太多，而且難免打架。
不說其他各家的敘述，就是儒家的基礎典籍內部，都在互相矛盾。儒生們整天吹噓，說天朝是綱常有序的禮義社會，但周禮搞了小三千年，都沒解決母親這個角色代表的權力。
大家都知道，春秋那會兒，“婦人三從”和“孝”就開始打架，君、父的“尊”和生母的“親”也在打架。這些問題其實比馬肝之會討論的“革命”問題都嚴重，牽扯到了儒家，乃至儒家背後、古典塞里斯文明中，基本倫理的問題。
大部分漢儒不敢對此評判，原因也很簡單：要是說不應該復仇，就會被人指責，因為這等於給普世性的復仇公理上，開了個漏洞，是在破壞學說的根基。
但要是說應該復仇，同樣會被其他人指責，因為社會中普遍認為，不管什麼情況，殺母是不可接受的。別說提出這個結論了，哪怕是對殺母報仇的兩面性，進行“理中客”式地分析，從而評價其正義程度，都會遭到質疑。
這個問題，前後兩千多年下來，就沒一個人能說清楚的。最後，使得話題本身，都成了碰都不能碰的禁區。也難怪希臘人笑話他們。
到東漢時期，公羊學的集大成者何休，才明確提出了自己的觀點。他認為，復仇還是要復仇的，但誅殺就太過了，正確的解決方法是放逐。同樣，脅迫社廟也只是一種應對異變的方式，目的是維持陰陽平衡，不是說為了天父，就真的把地母神給砸了。
他的理由是“誅不加上”，也就是說母親還是居於兒子之上的。所以作為兒子，在倫理上不能誅殺母親。凡人和地母神，應該也是同理。
何休是當時很有威望的人，可能也是因為如此，才敢公然碰這種話題，進行講解和教學。但即使這樣，還是不出意外地遭到了很多人的抨擊，覺得他的公羊學說，過於酷烈，並不適合社會。
而誅不加上這個理由其實也不對。都不用找大經師們論證，只要看過孟子、荀子的書，都知道，儒家這兩位重要巨頭，都是支援誅殺“獨夫”的。
君臣關係也是重要的基礎綱常。桀、紂這樣的獨夫暴君，相較於臣民，依然是“上位”。但因為他們的惡劣表現，臣民就有了誅殺他們的權力——當初商湯推翻夏桀，打出的就是為普通百姓復仇的旗號。可見，“下”明明是能誅殺“上”的。
同理，母子關係中，有仇的母親相對於兒子，倫理上確實也是上位。也和桀紂的王位一樣，是先天確定的關係。那如果母親有惡劣表現，兒子為什麼又不能誅殺她了呢？
儒家經常把各種綱常關係進行類比，但這次一類比，就發現問題了。
——人家夏桀再怎麼說，也是大禹的後代，是先天合法性最高的那一批君主了。結果，他的“上位”的優先度，怎麼還比不上個婦人？難道大禹治水的廕庇，還不如生個孩子？
要是知道這種對比，夏桀都得直呼氣抖冷，我們獨夫暴君什麼時候才能站起來……
因此，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