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教義最極端，就是老一代的新教——他們鼓吹原教旨，反對公教的腐化現象，因此直接把極端性拉滿了。
而新一代新教，並不是把這種極端性歸零，而是直接跳到對立的極端——他們像是報仇雪恨般地推崇相反意見，結果，就只能在兩個極端中間來回跳。
現在想想，這可能是從羅馬時代，就有的病根。羅馬帝國也好，後來的教會也好，形成的“綱常”，或者說作為共識的社會規範，涵蓋範圍太狹小，本身也太脆弱。而後來的蠻族，在這方面就更加糟糕了。
對任何一個文明來說，想脫離窠臼都不容易。對他們來說，就更加如此了。蠻族們其實無論怎麼橫跳，也跳不出教會當年開拓出的範疇。
當然，這也不是他們的特例。郭康也是看著塞里斯人搗鼓來搗鼓去，結果怎麼都擺脫不了天下觀。
要知道，從信史時代開始，中原國家的組織方式其實也就兩種：要麼是周朝開始的，華夏諸國爭立的模式；要麼是元朝開創的，超出族系和地域、多個兀魯思並立的結構。一直到郭康的時代，天下依舊是非元即周，還是這倆在生效。
中原都是如此，歐洲就更沒得選了。
他們這種情況，導致一旦當時的理論體系出現問題，反對者只有一條路可走。而且只要反對，就往往會把現存的秩序給反得完完全全的。就好比一條窄路上的兩個人，沒法向旁邊避讓，只能硬碰。
時間長了，蠻族們的思維自然也出現了問題，一個個都成了“二極體”，只認這頭和那頭，就想不到能換個方向……
單純在內部的話，這倒還不算嚴重，反正大家早就習慣了。但是，隨著近現代歐洲諸蠻族的強勢，蠻族文化也開始四下輸出。在其他文明環境下，這種表現就開始尷尬了。
長期的思維慣性，導致蠻族文化的信奉者只會“誓反”。哪怕他身處一個根本沒有“老教”的地方，也會按照原來的套路，先“誓反”一套再說。而在外人看來，這就等於對著空氣輸出，顯然是有問題的……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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