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時代，在朝廷有意的推崇下，孝道的地位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隨著這些變化，對經典的註解也發生了改變。在理解春秋這方面，漢儒的“為父絕母”之說也不再是主流，而是採取“母子至親無絕道”的觀點。
西晉大儒杜預註釋《左傳》時，就反對漢儒的主張，認為子女無論如何不能與母親斷絕關係。杜預認為，母子關係凌駕於夫妻關係之上，所以春秋所說的“絕不為親”，是指因為齊國人和文姜**，所以魯莊公應該斷絕與齊國的外戚關係；而不是說，要斷絕文姜和魯莊公的母子關係。
當然，這種變化的原因，在希臘學者眼中再明顯不過了：這套論述的核心，一是強調孝道地位更高，二是強調以血緣親疏關係作為最優先的考量。
為什麼特別強調孝道？因為當時的政權其他地方合法性太弱，只能抓這個。
為什麼強調血緣親屬？因為國家的其他認同，都給折騰的快崩潰了，就剩這個了。
如果有其他的可選，那麼人們並不會只糾結於一種關係。可以明顯看出，從春秋時代開始，社會推崇的價值就遠不止一種，而且很多美德是居於孝順之上的。
基於血緣的關係和道德，是最基礎的一種，但也是最落後的一種——現在的希臘學者，自己都覺得古典時代的希臘城邦政治水平不高，但哪怕那個時候的希臘人，也知道要打破城邦內的血緣氏族，建立更有效的組織。所以，這種情況，確實是一種倒退。
漢儒之所以重視父系的家族，是因為這種關係的擴充套件性更強。強調父親，實際上是為了強調國家和組織。這種事情，其實中原人自己應該也是知道的。
魏晉時，有個著名的例子。權臣司馬昭和眾人一起開會，討論到當時發生的殺母案件。名士阮籍感慨說，殺父親還能理解，殺母親就太過分了。
其他人很是驚訝，司馬昭讓他解釋，阮籍說，禽獸只認母親不認父親，所以殺死父親，是禽獸的行為；殺死母親，是禽獸不如的行為，因此他認為，殺死母親更加嚴重。司馬昭等人也覺得有道理。
這件事，可以看做當時人們想法的典型例子。像杜預的注經，也是受這種風潮的影響，進而把它提煉到理論的高度。
但這顯然不是什麼好事。
按照晉人自己的理解，都能發現其中的問題。他們自己都知道，只認母親不認父親，是禽獸的行為；過於抬舉母親的地位，意味著已經開始向禽獸的方向滑落了。
這固然比禽獸不如好一點，但好的也有限。如果是那種原始愚昧的蠻族，倒是好理解。但對於擁有過輝煌成果的塞里斯文明來說，這顯然就是一種倒退。
而魏晉之後，這種倒退的影響也沒有消失，還進一步地擴大，對成文法律產生了影響。
古代塞里斯的法學家，對於殺母為父報仇的話題，同樣持迴避的態度。
從漢朝的兩個典型案例可以看出，孔季彥雖然做出了系統的解釋，但解釋的結果卻引發了更大爭議，還不如不解釋。而漢武帝的政治敏感性，就比他高了很多，直接避開了話題中最困難的部分，就事論事，用各方都能滿意的手段迅速解決了問題。所以，後世的法典和書籍，普遍把漢武帝的判例當做標準。
但到了南北朝的時候，有人發現了其他的漏洞，就是舉報的問題。
按照當時的法律，父母犯罪，子女也不應該檢舉。比如父親殺死母親，子女檢舉的話，父親必死無疑，等於間接殺死了父親。這就和孝道衝突了，因此需要禁止。如果母親殺死父親，也是同理。
這個規定，同樣是從頭到尾就充滿了矛盾。
首先，家族和國家衝突的時候怎麼辦，聽誰的？父母犯罪是否檢舉，說白了就是這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