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寺廟僧侶的問題，早在明朝建國之初就整頓過。洪武六年朱元璋親自下令，民間女子年齡未到40歲不許出家當尼姑和女冠；男子不滿20歲不許入寺為僧。
二十四年又下令，假若有人效法瑜珈教，自稱“善友”，假藉張真人的名頭，私造符錄，均治以重罪。
二十七年再下令，在僧人道士中若有人私自擁有妻妾，允許眾人趕逐，包庇容隱一同治罪。僧人自稱白蓮、靈寶、火居以及僧道不務祖風，妄為議論，也要治以重罪。
永樂十年明成祖下諭，僧道不守戒律，參與民間修齋誦經，並計較報酬厚薄，或修持沒有誠心，飲酒食肉，遊蕩荒淫，乃至妄稱道人，男女雜處無別，敗壞門風，殺無赦。
在這種嚴厲的政令下，明初的僧道大致能恪守清淨門風。自中期以後，禁令荒廢，僧人道士不守祖風，不在寺廟安心修持，羨慕城市或世俗繁華的生活，到處遊蕩。於是在各地城市中，到處可見遊方僧道的蹤影，以僧人為最。
這些僧人假藉“遊方化緣”之名，被稱為“遊方掛搭寄住僧道”和“雲遊行腳”。尤其在北京，十方緇流全都輻輳於此，簡直成了“僧海”。
出家人一旦到了城市，或參與民間事務，或與士大夫交遊，必然帶來僧俗混淆，造成一股宗教世俗化的洪流。不守祖風，喝酒吃肉，娶妻生子比比皆是。甚至闖寡門、嫖娼妓，混跡於市井與潑皮無賴為伍。
正德年間有位知名散曲家陳鐸，曾做了一首散曲名為《尼姑》，裡面是這樣描寫的：
卸除簪珥拜蓮臺，斷卻葷腥吃素齋，遠離塵垢持清戒。空即空色是色，兩般兒祛遣不開。相思病難醫治，失心瘋無藥解，則不如留起頭來。
再往後，隨著衛所、匠戶制度的鬆懈，以及土地兼併的愈發嚴重，逃兵、逃役、逃稅者越來越多，寺廟就成了流民的避難所。
京城的寺廟數量尤其多，來此伺機獲取度牒的假僧人也多。找不到掙錢的路子，乾脆混跡於市井，與另一個流民群體，乞丐，成為了京城治安的兩個大難題。
五城兵馬司、巡防營，包括錦衣衛也不是不想嚴加管理，可是很多僧人已經和士大夫們混成了朋友，經常登堂入室以平級相稱。
做具體工作計程車卒們誰也不敢確定某位犯了事的和尚有沒有師兄弟啥的手眼通天，生怕抓了之後把自己也連累到，久而久之也就懈怠了，抱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態度。只要別搞出太大動靜，全睜隻眼閉隻眼不願深究。
不是洪濤對民間疾苦不聞不問，而是眼下局面太亂，僅憑王安和張然的陳述已經成了很嚴重的社會問題，牽扯到朝廷的方方面面，遠非皇帝出面幾句話就能解決。
況且現在沒有精力去解決這類問題，和遼東女真、漠北蒙古、南洋西番比起來，京城的治安亂象只能算疥癬，不想放也得放。
但眼下不管不意味著以後也不管，只要被洪濤記錄在小本子上的人和事，要不就是需要報答的，要不就是優先消滅的。
於是乎寺廟僧人有幸被選中了，不僅僅是不守祖風、不守戒律、逐步世俗化的問題，在土地兼併方面寺廟也名列前茅。還有透過與士人階層交往，進一步滲透朝堂政治的趨勢，每一樣都站在了對立面上，避無可避。
“奴婢有些話，萬歲爺聽了恐不喜。然萬歲爺曾與奴婢多次講過，有話就要當面講，不說才是欺君，所以奴婢還是要講……”情況介紹完了，皇帝沒有咬牙切齒詛咒，也沒要向寺廟僧人下手，讓王安懸在心裡的石頭落了地。
目前朝堂裡的局面很微妙，大致分成了三派。一部分官員對皇帝頗有微詞，一部分官員覺得還能接受，一部分官員在靜觀其變，誰也無法佔據絕對優勢。
假若皇帝要向寺廟僧人動手，微妙的平衡